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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审判三十年的实践与思考

[编辑]:王建平* [发布时间]:2017-6-27 11:2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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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为蓝本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自1984年10月率先成立至今已经30年。30年来,少年法庭立足审判,为少年司法事业的可持续发展积极探索和开拓创新,积累了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和上海特点的少年审判工作之路,为平安中国、平安上海建设做出了贡献,因而被法学专家誉为“对新的法律框架的追求和对成人司法模式的突破”,被人民群众誉为“为孩子撑起的法律保护伞”,被新闻媒体誉为“特殊的希望工程”,被市委领导誉为“上海司法工作的一颗明珠”,并受到联合国官员“符合国际准则精神”的赞誉。少年法庭法官已经成为未成年人教育、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工作中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一、在探索中求创新
20世纪80年代初,在我国一些经济发达地区,未成年人犯罪占刑事犯罪案件的总数从最初的1%-2%猛增至6%-7%,上海市长宁区更是上升至10%,并呈低龄化趋势。一些未成年人实施一次犯罪之后,其犯罪心理周未得到有效矫治而重新犯罪。一些25周岁以下成年人实施某种犯罪,恰是其未成年时期犯罪行为的延续。这都成为影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危害社会治安的重要因素之一,引起了司法界、理论界和新闻界的高度关注。
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具有不同特点。因此,对少年犯的教育矫治措施应区别于成年犯,主要采取教育感化、挽救等替代性惩罚措施,以达到教育转化和减少重新犯罪的目的。1984年10月,长宁区法院在刑事审判庭内,成立了专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少年犯合议庭”,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从普通刑事案件中分离出来进行专门审判。1986年8月13日和14日,《中国法制报》(第一版)和《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分别对此进行报道,引起社会关注。同年8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领导批示肯定“这是一个新生事物”,要求“总结推广”。1988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在上海召开全国法院第一次少年审判工作会议,总结和推广长宁区法院工作经验。同年7月,长宁区法院成立独立建制的“少年刑事审判庭”。1991年11月,改名为“少年法庭”。1999年11月实施的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首次从立法上明确了少年法庭的法律地位,填补了立法空白。同年4月起,长宁区法院根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司法局《关于对本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指定管辖的意见》,受理长宁、南市、卢湾、徐汇、浦东五区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审判区域开始扩大。2006年11月起至今,从单一审理刑事案件扩展至受理涉少民事和行政案件,并将机构名称更名为“少年审判庭”,尝试对未成年人进行全面司法保护,审判职能开始延伸。
以长宁区法院少年法庭为缩影的中国少年审判,经历了创设和创新的过程,也是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截止2014年6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向媒体公布的资料,全国法院共有少年法庭2300余个,开展未成年人综合审判试点的中级法院扩展至49家。在少年法院尚未建立的今天,从刑事审判→少年法庭→指定管辖→综合审判→少年法院,机构和机制的探索和创新将持续不断发展,也是中国少年司法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在创新中求发展
(一)刑事审判创出新举措
把少年罪犯作为一个孩子,而不是把孩子作为一个罪犯。因而未成年人司法理念的价值取向是教育、挽救而非惩罚,这与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为立法目的的成年人犯罪刑事处罚理念完全不同。少年法庭成立之初,没有现成的模式可照搬套用,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参考,这就决定了我们要走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做一番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业,为少年审判注入创新元素,使其保持旺盛生命力。
1. 圆桌审判制度。为了营造富有人性化、亲和力的宽松庭审环境,使未成年被告人更容易接受裁判惩处,提高庭审效果,长宁区法院采取“圆桌式”审判方式,将少年审判法庭改建成各方可以在同一平面围而就坐进行诉讼,且法庭呈圆形的“圆桌法庭”。实行综合审判后,圆桌审判还扩展至涉少民事和行政案件。
2. 分案审理制度。对未成年人罪犯的处理应与成年人罪犯有所区别,主要做法是:专人办理和分押分管。对未成年人的监禁是在不同于成年人的场所执行,案件审理与成年被告人分开进行,案件也由专门人员办理。此举被1987年我国第一部地方性法规《上海市青少年保护条例》所采纳,后被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2013年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所吸收。
3. 社会调查制度。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庭前社会调查,了解犯罪原因,使少年审判工作更具客观性、针对性和科学性。一是调查主体社会化。由法院独立完成、委托青保组织实施、委托社区矫正机构办理,形成独立性、专业性和社会化的社会调查体系。二是调查内容公开化。将对未成年被告人开展家庭和社会情况、犯罪前后表现情况、非监禁式监护帮教条件等调查以及对社会危害性和重犯可能性进行心理评估等内容进行公开,纳入法庭审理和质证范围,其建设性意见既可增强法官内心确认,作为量刑参考依据之一,写入判决书中加以阐明,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又为法庭教育、协助判后帮教延伸工作夯实基础。三是调查报告合法化。先是要求随案移交社会调查报告,后是将随案移交社会调查报告作为法院刑事立案受理条件之一,否则不予立案。四是社会调查报告稿送刑罚执行机关。在案件判决生效后,将社会调查报告随判决书一并送达市未成年犯管教所等刑罚执行机关。1999年4月上海法院实行指定管辖集中审理制度后,长宁区法院又将社会调查工作向区域外延伸得以全面开展。
4. 法庭教育制度。这是“寓教于审”工作的核心环节。在坚持把好事实关的同时,为了有效增强“寓教于审”的针对性,1988年10月起在案件审理程序中增设根据社会调查情况进行法庭教育阶段。在法庭调查和辩论结束后,未成年被告人对犯罪事实无异议且认罪的,即对其进行教育。除此之外,均在判决确认未成年被告人有罪之后进行。法庭教育主要包括: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认罪悔罪教育,增强法律意识和道德观念教育,接受处罚和劳动改造的心理承受力教育以及前途和人生观教育,促其重新做人。开展教育时,视情邀请诉讼参与人、未成年被告人的其他成年亲属、学校等单位代表以及社会调查员、心理咨询师等参加。法庭教育内容和情况既记入开庭笔录,又反映在裁判文书中加以固定。从而形成法庭教育的时间渐进性、内容针对性、主体广泛性和过程记载性的特点。
5. 家长出庭制度。1988年10月起,在审判区域内增设法定代理人席位,建立了对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具有不可替代作用的家长即法定代理人出庭制度,发挥其帮助行使诉讼权利和共同开展帮教的积极作用,缓解犯罪未成年人紧张心理。同时注重对法定代理人进行教育,促其履行监护职责,帮助罪错子女重塑人生。但在未成年被告人法定代理人无法到庭、不宜到庭或拒绝到庭的情况下,自2006年10月起,引入第三方人员如学校青保教师、法律援助中心或关工委工作人员等担任合适成年人,代理家长参与刑事诉讼,直至由社工专人担任,一人一案,全程参与,维护涉罪未成年人诉讼权利。
6. 国家救助制度。扩大刑事案件受理范围。不仅受理未成年被告人刑事案件、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还将成年人侵犯未成年人人身权利直至财产权利的刑事案件纳入少年法庭受案范围,给予同等保护。与法律援助机构紧密合作。对未成年被告人因生活困难没有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的,无论可能判处的刑期长短,全面实行指定辩护,并从对未成年被告人全覆盖,努力向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未成年被害人提供法律援助全覆盖。与此同时,在未成年被害人得不到足额赔偿情况下,及时、优先开展司法救助,帮助其尽快回归正常学习和生活。
7. 刑事和解制度。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试行司法处置前(包括羁押期间)考察和心理评估,促进被告人积极赔偿,与被害人和解。2008年7月起首次举行刑事和解见面会,以此推动刑事和解工作,探索恢复性司法。对本地和异地户籍未成年被告人平等适用非监禁刑,有效提高非监禁刑适用率,实现以监禁刑为主向非监禁刑为主的转变。
8. 心理干预制度。未成年被告人心理和生理尚未完全成熟,可塑性较强,需要用真情擦亮其蒙尘的心灵,用科学的方法对其进行心理疏导,缓解其对抗情绪或心理压力,减少诉讼可能给未成年人带来的心理阴影,使之今后更好地融入家庭和社会。引入民事诉讼后,通过打开“心结”打开“法结”,有利于在家事案件中,促其父母间矛盾化解,理性处理涉及孩子的诉讼,避免孩子受到二次伤害。
9. 轻罪封存制度。一方面对正在审理的案件落实《刑法修正案(八)》有关未成年人轻罪免除报告义务,另一方面在轻罪判决生效后的卷宗上标注“封存”字样,限制公开,建立并严格执行档案查阅分级审批权限管理制度。同时将轻罪记录封存规定告知当事人,为其消除犯罪标签,使其顺利复学、就业,回归和服务社会。
10. 帮教矫治制度。协助未成年犯管教所和社区矫正部门做好帮教和矫治管理工作,促使未成年犯真诚接受教育改造。1994年5月起,建立“特殊青少年劳动教育考察基地”直至建立“长宁区未成年人阳光基地”,解决异地户籍未成年被告人不具备监管条件而难以宣告缓刑的问题,为其适用缓刑后落实帮教创造良好条件。在《刑法修正案(八)》实施后,从2011年5月起在宣告缓刑时视情发出禁止令,细化操作规程做到准确和审慎适用,同时采取信息化措施,提高禁止令适用效果,实现判前各方帮教与判后社区矫治“无缝衔接”。
11. 回访考察制度。针对判处监禁刑和非监禁刑不同情况,设置不同回访期限,联合市未成年犯管所和社区矫正机构等,采取不同方式,开展回访考察工作,了解判后服刑和改造情况,有针对性做好思想工作。针对在沪无家可归、举目无亲、身无分文的“三无”外来未成年人,在其刑满释放当天回原籍时,联合检察院、救助站和市未成年犯管教所等部门实施“一路阳光”护送至车站码头。具备一定条件的护送至原籍,并与当地司法行政管理部门或社区矫治机构对接,实现跨部门、跨区域合作机制,为未成年罪犯顺利回归社会创造必要条件,实现了一般回访与重点回访的有机结合。
12. 法制教育制度。树立法制教育从未成年人抓起思想,建立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举办“十八岁成人宣誓仪式”教育活动,开展“法在身边”主题开放日和模拟法庭活动。进学校社区开讲座,构筑校园社区安全防护网。建微博微信搞宣传,开展形式多样的法制教育,打造少年法庭“菁菁法苑”(官方微博和微信)和“小顾法官在线”(个人微博)宣传品牌,从源头上做好犯罪预防和依法维权工作,让孩子沐浴在法治阳光下并伴随其快乐成长。
(二)民事审判结出新成果
实行综合审判后,由于缺少独立的涉少民事审判特别程序,因而将长宁区法院在刑事审判中长期积累起来的、对犯罪未成年人给予特殊保护的做法有选择地嫁接到民事审判中,使得未成年人民事审判的一些方法有别于普通民事案件并取得实效。
1. 社会观护制度。1988年10月,在刑事审判中实行社会调查制度。庭前开展调查,了解被告人犯罪原因,把握其悔罪表现。1995年10月,首次将社会调查报告引入开庭审理中,为正确适用法律和教育矫治提供客观依据。1996年1月,又将调查报告内容写入判决书,并被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6月下发的《法院刑事诉讼文书补充样式(样本)》所吸收。开展未成年人民事审判工作后,为避免未成年人因诉讼受到二次伤害,又便于未成年人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长宁区法院借鉴社会调查制度,自2011年9月起,引入第三方机构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长宁工作站参与诉讼,启动涉少民事诉讼社会观护工作并形成制度。审前社会观护员进社区调查,进学校听取未成年人意见,进家庭做调解工作。审中将社会观护报告在法庭上宣读,并被写入判决书中,这为作出符合儿童利益最大化的裁决创造了条件。审后适时进行回访,了解判决履行情况,逐步缓解矛盾。2013年12月,在中央综治办、团中央和中国法学会联合主办的“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法治保障(制度创新事例)”评比活动中,长宁区法院在工作中形成的“创新未成年人民事案件社会观护机制”被评为“制度创新事例”。期间,所办的一起动物园动物伤及幼童民事赔偿案件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3年第8期上刊登,成为全国试点法院开展少年综合审判以后受理的未成年人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入选第一例,从而强化了家庭和社会对未成年人的监护意识和保护意识。
2. 诉讼引导制度。在刑事审判中采取的寓教于审方式主要有:追根寻源的分析教育、不同案件的分类教育、各有侧重的合力教育、区别对象的针对教育、点拨心弦的感化教育和事半功倍的延伸教育。长宁区法院自2008年1月起,在部分家事类案件中加以整合,建立诉讼教育引导制度。少年审判庭在开庭审理涉及未成年人的民事案件时,针对个案具体情况,在法庭辩论结束后,对未成年人父母就法律规定、父母责任、社会道德、人间亲情等方面进行解释、教育、引导,缓解双方对立情绪,促使双方自觉履行相关义务,并对权益受到侵害的未成年人提供必要帮助。
3. 绿色通道制度。长宁区法院自2007年1月起设立未成年人民事案件立案、送达、审理、执行快速办理和相互衔接的“绿色通道”,帮助涉案未成年人尽快摆脱诉讼纷争,回归到正常生活和学习秩序之中。同时在案件审理中,通过主动行使释明权、依法搜集调取证据等方式,弥补未成年当事人一方在了解诉讼情况、举证等方面的不足,维护双方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的平衡,且努力做好判后回访工作,保障未成年人权益在判决后切实得以实现。
三、在发展中求完善
美国著名法学家庞德曾将少年司法制度评价为“自英国大宪章以来,司法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为了将我国少年审判这一“发明”继续发扬光大,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我们要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精神指引少年审判工作,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提出的“要进一步加强少年法庭建设,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要求,使中国特色少年司法制度不断完善。
(一)进一步厘清未成年人审判工作新思路
遵循“儿童利益最大”和“双向保护”国际准则以及“坚持、完善、改革、发展”工作方针,秉承“特殊、优先”保护理念,以全国法院第六次少年法庭工作会议精神为先导,确立“审判为主线、预防为重点、保护为目标”的工作方法。在刑事审判坚持“教育、感化、挽救”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加大对未成年被告人和被害人保护力度的同时,民事审判要坚持“积极、优先、亲和、关怀”的司法理念,重点关注将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纳入保护范围,推动涉少综合审判平稳发展,从而继续扩大少年司法影响力,这是未成年审判工作今后发展的方向。
(二)进一步健全“两条龙”工作协作机制
继续加强长宁区法院少年审判庭创设的“羁押、预审、起诉、审判、辩护、改造”的公检法司相配套“政法一条龙”机制建设,重点做好社会各部门相衔接的“社会一条龙”机制建设,探索建立集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于一体的未成年人综合保护网络,形成“双龙共舞”的长效机制,并以此为轴心向外辐射,凝聚各方力量,促其在综合审判中发挥作用。要优化指定管辖集中审理制度,减少中间环节,努力使有条件的地方的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对应,一并实行指定管辖制度,便于集中起诉,集中审理。要针对非户籍外来未成年人犯罪情况突出问题,联手检察机关,加强与综治、教育、共青团、关工委、民政、社区等部门包括异地政法机关和有关组织的沟通协调,充分发挥各自职能作用,促进家庭、学校和社区在犯罪防控、家长出庭应诉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以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中国法学会审判理论研究会少年审判专业委员会、上海市法学会未成年人法研究会、华东政法大学和上海政法学院等科研学术机构为依托,关注和研究少年司法及其配套协作工作热点和难点问题,为机制创新提供理论依据。
(三)进一步明确未成年人民事案件受案范围
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总体部署和规划》即中发(2004)21号文件精神和《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中提出的完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改革任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全国部分中级人民法院开展独立建制的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试点工作通知》,长宁区法院少年审判庭作为上海法院试点单位,于2006年11月起恢复受理部分民事案件,主要包括抚育费、抚养权、探望权、监护权、确认或解除收养关系、未成年人为一方的继承案件等家事纠纷和校园伤害等一般民事赔偿纠纷(交通事故和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除外)等,开始新的审判模式的探索。
试行综合审判后,案源即受案范围是核心,关系到少年法庭设置、发展和巩固的长远问题。未来少年民事审判是否限于家事范围,还是包括所有涉少民事案件?由于立法资源有限和滞后而导致无法形成制度,将会使这项工作处于不确定状态。如涉及未成年人的交通事故案件、医疗纠纷案件等审理重点与未成年人案件专业化审判要求似乎关联度不大,是否一并作为民事案件纳入少年民事审判范围,需要研究落实到位。
(四)进一步构建未成年人民事审判新机制新规则
1. 加强机制建设。一是心理疏导机制。借助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与华东师范大学“未成年人心理援助实践基地”签约平台,研究心理疏导规范化运作程序、内容设置要求和如何科学运用以及遵循自愿和保密原则等问题,与有关心理咨询机构合作,开展心理疏导工作,减少未成年人在诉讼中受到的创伤。二是亲情教育机制。借助长宁区法院民事审判庭25年前建立的“为孩子父母学校”共建平台,与团委、妇联、青保办、社区基层组织和司法行政部门等合作,组织诉讼中的父母开展诉前或审前观摩教育,引导当事人正确认识问题症结,修复彼此感情,改善家庭教养方式,改善亲子关系,妥善解决纠纷,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三是少年救助机制。借助涉诉未成年人专项社会基金救助平台,并与司法救助机制相衔接,加大对相关案件未成年人保障力度,实现持续发展救助模式,切实体现司法的人文关怀。
2. 加强规则研究。一是要研究建立符合未成年人民事审判规律的诉讼程序,并在民事诉讼法中设专章加以系统规定。例如针对父母离异后,就抚养费多少、抚养关系变更、探望权行使等反复诉讼、不顾孩子利益等情况,有必要规定对这类纠纷,在法院调解或判决结案后6个月内,没有新情况新问题的,原告不得提起诉讼。二是要研究修改民法通则中有关监护权方面规定,进一步澄清撤销监护权与变更监护权的关系。在变更监护权案件中,可否一味将撤销事由列入变更事由考虑;在不符合变更事由、撤销事由又难以查证属实的情况下,如何处理监护权转移等。三是要研究国家、政府和社会对未成年人的保护、监督和救助责任问题。在未成年人无人或者无力监护情况下,如何建立健全国家监护制度。要加强少年法庭与民政部门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工作的衔接配合,就少年司法“两条龙”工作机制与国家监护制度的结合,提出完善我国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的建议。这些问题的解决,可以让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更广泛的保护。
3. 加强综合治理。根据案件审理中反映出的学校管理和社会管理等问题,适时提出司法建议,帮助有关机关和单位堵漏建制,落实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各项措施,强化司法预警、引导和保护功能,扩大办案效果。
*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少年审判庭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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